1、评价筛检收益的主要指标是阳性预测值。
2、收益指经筛检后能使多少原来未发现的病人得到诊断和治疗。为了提高筛检收益,应尽可能多地从人群中发现无症状病人。而阳性预测值反应的正是筛检试验阳性的人群中病人的比例。
我们不能假定“政府等于公平”,不能认为“如果你在公平与效率中选择了公平,那么在政府与市场中你就选择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组织的,要看权力部门、掌权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监督制约,否则,把更多资源、更多管制权给予政府,等于让权力关系在收入机会分配中起更大的决定作用。“赢者通吃”作为人类社会的现象,似乎势不可挡,与其相伴的是收入差距恶化。如果我们以处于财富顶峰的富豪作为参照系,也能大致看到这其中的变化。十八、十九世纪时,中国富豪的财富以万两银子作为基本计算单位;英国商人把百万英镑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数字;而1800年前后整个美国社会的货币供应大约是280万美元,如果一个美国人的个人财富在那时如果能达百万美元,他毫无疑问能进入当时的首富榜。
看规模,规模越大越好,看跟踪误差和拟合度。在基金经理同样的能力下,资金规模越大,越容易全面复制指数的成份股,跟踪误差就越小,拟合度就越高。资金规模越大,指数基金的管理成本越容易被分摊,对跟踪误差的影响就越小,拟合度越高。而且基金规模大,跟踪误差小,投资者认可度高,导致良性循环,业绩则会更好。
1、曹丕、魏文帝、建安三子之一、能文能武,才华横溢。其统治期间摒弃其父控制世家的措施,改为和世家共治。
2、曹丕以禅代的形式来完成改朝换代是极其高明的谋略,他向天下人昭示,大魏的政权不是抢来的,而是汉朝皇帝让给自己的。尽管汉魏禅代是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但仍然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它仅仅以汉代帝王一姓一族权力的终结,这种古代社会最小的成本,来换得政权平稳的交接。相对于汤武革命所带来的广泛杀戮而言,流血牺牲无疑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