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指出，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汉代的帝国制度的分崩，瓦解使得传统的制度，归则思维模式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大一统的治国模式变成分割混乱的新局面，文艺界的思想也从独尊儒术变成百家争鸣，尽管没有战国时代那么辉煌，但北地的质朴刚健，南方文学的绮迷清新都在这一时期有所体现。
从政治的角度看，门阀制度使得大批怀有胸襟抱负的寒门学子通过诗歌来抒发自身的不行，或心有寄托。
这一时期的代表是古诗十九首。
从人物的自身来说，这一时期的任务由于历史的重大变故，文人自身命运的无从主宰，往往以旷达放诞的态度来蔑视旧有模式，比较有名的竹林七贤。
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众所周知，诗经是由民间创作的，而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更是在形式内容题材创作技巧方面进行了革新，使得那时的“民间文学”成为我国文学史的一朵奇葩，相对比较民间文学，文人创作受缚于统治阶级的操纵，作品的优秀往往是昙花一现，然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属于酝酿或革新期，很多文学都出自落拓士人庶民，但对后世的影响较深，如志怪志人小说，乐府诗歌，赋体散文都对后世的小说诗歌散文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参考资料：百度知道 搜搜问问 要解开这个疑问，我们首先就要弄明白什么叫“文学自觉”。
关于第一个问题胡适先生道：“屈原是谁？。
关于这一问题，自钤木虎雄及鲁迅以来，就没有解释清楚，由此亦造成了如今的歧义与混乱。
背景如果把第三次浪潮的概念，与第一次浪潮的概念，按“正反合”公式对应起来：“和平”，对应的是儒家的“仁”，“可持续发展”，对应的是道家的“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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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讲，所谓“文学自觉”，当然是“文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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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文学独立的存在，那么衡量“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看文学是否与其它艺术形式分离。
这实在与后来记载中的屈原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
按照王运熙、章培恒等人的说法，“文学自觉”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概念要点：一是文学已经自觉意识到要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地反映社会，并以感情来打动人；然而总的来讲，置疑屈原是否存在，有个颇难解释得通的地方，就是汉儒的作品无一能与《楚辞》媲美，难道他们自己都写不出好作品，却能在伪托别人时文思泉涌灵感大发写出惊世之作么？。
二是在文学批评方面，文学所关注的是与自身相关的内容，而与政治教化无关。
把畅销书的运作理念，结合到文学期刊的改版中来，分析一些成功改版的期刊的典型案例，来探索期刊改版、创造畅销杂志的新的方式，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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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带有很强的反对儒家诗歌教化的意味。
屈原什么时候死呢？。
由这样的概念出发，章培恒、王运熙等人自然可得出“魏晋文学自觉”的见识。
文学作品和儒家经典自然是不同的，所谓‘辨’与‘变’，其命意的关键，正应从这里去察考；。
因为推导的依据源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有何不妥之处。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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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文学的自觉这个角度来看，最终完成这一历程的，是萧纲、萧绎”。
[④] 按《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分集部为三类：楚辞类、总集类和别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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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中国文化道教希腊文化孔子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风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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